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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记者采访就是蔑视公众知情权

发布时间:2007-11-27 11:01:00

    

  珠江撞船事故带给了人们相当大的震惊。事发之后,各大媒体奔赴事故现场,力图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还原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探询事故的发生原因。只是他们不曾料到,在事故现场,还等待着一些让他们错愕的事情。据本报一线记者透露,在现场采访当天,除了本城两家市级媒体被“引领”到指定地点进行采访外,其余一干媒体都被阻拦在现场之外,甚至被驱赶。

  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与新闻封锁,是一对永不过时的矛盾主体,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权利命题。

  在近年的一些重大社会新闻事件,如非典、房屋拆迁、司法错判、安全事故、禽流感等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同一个词:公众知情权。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作为该公约成员国之一,这是对公众知情权在我国最权威的注脚。列宁说过:“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可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通过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公众判断和选择自己的生活。只有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实现自由的选择,才可以在面对各种不利情况时,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保护自己免受侵害。撞船事件之所以让羊城民众震惊,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碰巧地出现在“穗轮218”上。因此,民众理应知道,如何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这些备受关注的信息是否更快更多地为公众知晓,取决于媒体能否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消息。媒体是公众信息的载体,而媒体记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发生的新闻事实公正、完整地传递给公众,让公众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又将与自己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是媒体人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新闻记录者持之以恒的追求。然而,追求的过程总是苦涩和艰难的。采访受阻,是一线记者每天工作镜头中,再平凡不过的画面。残酷一点地说,那是家常便饭。

  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政府部门并非毫无作为。2003年1月1日,广州市政府开始施行《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两年后,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政务公开条例》,并于2005年10月1日实施;近来,国务院正在积极起草具有全国性法律效力的《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这些,在理论上都为记者采访权提供了足够的法律保障。在记者节的前夕,新闻出版总署就保障记者合法采访权利还发出通知,为记者节送上了一份“特别祝福”。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现实依旧让人感到无奈。

  阻碍记者行使采访权,就是蔑视公众的知情权。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一些职能部门无法正视这些所谓的“负面报道”。上一期《南方周末》刊载了范以锦先生的一篇文章——《“负面报道”不是“负面影响”》,范先生尖锐地指出,“负面报道”的说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负面报道”与“负面影响”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将新闻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简单归结为“负面报道”。实际上,只要新闻处理得当,让公众了然于胸,就会自然刹制住以讹传讹,又何必遮遮掩掩,阻挠信息正当传递呢?

  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的知情权,不仅是现代媒体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基本操守和信条,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的各种事实看,在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显然还任重而道远。

 

来源: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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