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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晔:基层——离新闻最近的地方战斗

发布时间:2011-08-26 16:40:00

    

 

 

2005年进入楚天都市报,我就一直跑健康口。有不少人说,现在跑战线,想做独家的可能性非常小。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现在的资讯太发达,我们的传播介质从电脑发展成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接受最新信息,信息独享非常困难。我们获得信息的平台从门户网站到微博,信息裂变的速度超乎想象;第二,战线上通讯员为了维持关系,一碗水端平,极少会给某家报纸独家线索,即便是《楚天都市报》。因此,只有深入基层,才能发现好新闻、好线索。

暴走妈妈的线索就是地地道道的独家,而且在第一篇通讯发表之前,我已采访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还清醒地记得,得到这个线索缘于同济医院举办的另外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在新世界大酒店举行,规格很高,我们在与会人士茶歇期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采访,感觉还挺高雅。采访完毕大概到了中午1130分,我告诉我战线上的小姐妹说,我约了器官移植科陈知水教授,希望有人一同前往,也不会太孤单。结果大家可能是觉得已经接近中午了,有的人就回家了,有的人就留在新世界逛街。

我于是一个人去找陈教授。见到他的时候已经中午12点了,他说那中午一起吃饭,说实话我也是非常不好意思,但是同济的专家太忙了,能够见面聊天非常不容易,我于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在开车前往餐厅的过程中,我就问了一句,陈教授,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他第一反应就是有个妈妈为了救儿子,走路减肥把脂肪肝给减掉了。这就是暴走妈妈的线索的得来过程。看似全不费功夫,很偶然、撞大运,但实际上仔细想想这种偶然性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这些年来,我跑健康战线,得出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只有深入一线,在诊室,在住院部,才能得到真正的好线索。所以,在没有特定的采访时,我总是穿着医生的白大褂陪同医生坐诊,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医生们记住我,在他们发现好的线索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通知我。而医生们对媒体的功利心要远远低于医院宣传部门,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得到独家。

只有扎根基层,只要站到离新闻最近的地方去感受它、触摸它,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我们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有敬畏感,对新闻事实的撷取,要像洁癖般挑剔。

暴走妈妈的首篇通讯,至今仍然是我比较自豪的作品。在我认定了这是一条新闻价值非同寻常的线索后,我就开始了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规”的采访。

我整整采访了一周,那一周我放弃了所有其他的采访,每天早上开车到同济医院,陪着陈玉蓉。我们后来在电视上看到的陈玉蓉有很强的表达能力,甚至有记者认为:她具备着成名的先天素质。其实,在我最初接触她的日子里,她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隐忍的、内心强大的女性。她的价值观里,儿子生病并不是个光荣的事,她不愿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她暴走7个月,减肥减了16斤,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她在减肥,但却不知道她减肥是为了救儿子,甚至误以为她是老来俏。她不愿意说,我便不再问。采访前23天,我更多的是陪着她排队,做各种检查,甚至陪着她发呆。这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我们彼此建立了信任,她决定把心交给我,讲她儿子患病的16年。为了不打断她的情绪,我始终看着她的眼睛,不做任何笔记,静静地去感受这位伟大的母亲。

此后,我进行了外围的采访,采访她的邻居、医生和家人。我在江岸区谌家矶进行采访时,看着那长长的大坝,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过她暴走,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绝望和不甘!当我得知,有个晚上她准备回家住,而且她还继续暴走时,我立刻决定陪她暴走。

当天夜里,我一直不敢睡。因为我很害怕我一旦睡过去了,就很有可能错失她在手术前的最后一次暴走,我的报道也会因此留下永久的遗憾。于是我睁着眼睛等闹钟,凌晨3点半,我独自驾车,从水果湖往江岸区走。

凌晨路上的车都开得都特别飚,一辆辆的车呼啸而过,车行至二桥,有很多从卡车上掉下来的石块,而此前不久,刚刚本报头版报道过因押到石块翻车导致4人死亡的事件。说实话,当时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我的那段路开得非常的胆战心惊,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幸运的是,凌晨5点,我的车在陈玉蓉家门口熄火的那一刻,她正好推门出来。

我没有跟她说一句话,也没有问她一个问题,就静静地跟着她,感受她。我尽量跟着她,但我跟不上,10里路下来,我的右脚上起了3个泡。

也许有人会说,你完全没有必要把那10里路全部走下来,作为一个文字记者,白天采访时让她走走给你看,能写个七不离八,就算是凌晨陪走,只要走个几百米也就够了。但我觉得不够。我在陪走的过程中,看到了远处天兴洲大桥上的灯,看到了一波一波的晨练者被陈玉蓉甩到身后,看到她自始至终像上了发条一样的两条腿,看到了她的痛苦,她的绝望,以及她对命运的不服输。而这些场景、情绪全部被我付诸笔端,让我可以向读者淋漓尽致地展现一位不同寻常的母亲、一种至真至诚的母爱。这种情感根植于人的心灵深处,根植于人的动物性,根植于人的DNA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曾对我的文章如此评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之中,可以找到许多同样的精神力量。它们闪烁人性的光辉,质朴但持久,它们深藏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随处可见,却总被忽视。与越来越多的分歧、仇视和伤害相比,它们更加温暖,更加长久。在我们为不公而战斗的时候,在我们因为现实而愤怒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保有它们。我们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不时将目光投向如同陈玉蓉一样的故事。这样,我们可以在为生活争论或奋斗的时候,经常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平和与温暖,并藉此应对生活的种种成功和磨难。

我想作为一名记者,能够有作品给世人带来精神信念,再苦也是甜。

我的老领导,现任湖北日报周刊部主任卢平曾经对我说过,做记者分几个境界,而最高境界就是能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新闻的道路上,与在座的各位领导老师相比,我还是新兵,还很稚嫩。但是我愿意用我稚嫩的肩膀去担当,用尽我所有的努力,往更深处曼溯。

在我们做神农架小水电这组报道时,直到采访结束之前,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一个职能部门知道神农架到底有多少座水电站,他们各自分布在哪里。713日,我们到达神农架的第一天,就是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张神农架地图,一条河一条河的跑。每到一个电站,我们就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我们初篇的调查报道一共8000字。这8000字的背后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数字向大家汇报。我和陈勇、何红卫两位知名记者2次进入神农架,在神农架奔走16天,足迹遍布每一个乡镇,行程数千公里,走访51座电站,消化了10公斤的资料,记录本记录了4本,稿件改了上十次。

这一路有太多太多的记忆。

717,从松柏镇过宋洛乡往木鱼,由于采访到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延误了回程,只能改变回松柏的计划,住木鱼镇。安顿下来已经晚上十一点,街上已经买不到换洗衣服。山上湿气大,洗了也干不了。大热的夏天不换洗怎么办,我心一横,第二天一早,我把衣服反着穿,继续走访。

718,我们到九冲,神农架核心保护区。汽车进不了保护区的门,我们徒步走。这大概真的就是住野人的地方,陈勇走在最前面,冷不丁就会看到蛇从脚前游过。

731,玉泉河流域。这是一条矿山公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龙潭嘴电站建设工地上采访时,一行人饥肠辘辘。长期在农村采访的何老师非常有经验,“盯”上了建筑工地里的食堂。工地负责人说,要是工人们都打完了饭,还有剩的话,就给你们吃。幸运的是,餐盘里面最终还有点饭菜。我们每人端一个饭盒站着吃,那顿饭比任何山珍都要美味。

81,下谷坪乡一座没有名字的老旧失修的电站。从公路上到电站,是一座铁索桥。左右的栏杆,高不过小腿,桥下是哗哗的流水,走得人胆战心惊。但是我的经验是越是害怕越要大步流星,否则心灵遭受摧残的时间就会变长。哪知道走到桥中央,脚下的两块木板突然断裂,我双腿跪地,索桥侧倾,好在我的身体及时掌握了平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摔倒了站起来,继续向前走,甚至没有回头看我岸上的同伴。

这件事情后来总是被两位男记者老师说起。何红卫说:这个王昱晔,胆子简直比大多数男人的胆子都大。陈勇开玩笑说:我觉得她是无知者无畏,她感觉不到危险。其实,作为一个有着敏锐观察力和感受力的女记者,怎么会感受不到危险呢,我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其实我的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那一霎那,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前一天晚上还在电话里面给我唱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小小子娇滴滴地唱道: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美丽的姑娘。而我在这桃花盛开的地方,差点见了阎王。想到这里,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我深知没有性别之分,在新闻战场,不是我们可以撒娇的地方。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都不算什么,今年日本地震,我们都市报的陈世昌记者、徐剑桥记者都是冒着核辐射的危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前方发回了一篇篇优秀的报道。

近几年来,我们都市报践行张勤耘总编辑主流化转型的思路,我们一直扎根在基层,秉承踏实严谨的作风,实事求是不浮夸,因此涌现出了一件又一件的优秀新闻作品,我想随着“走转改”的深入贯彻,我们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楚天都市报教科文卫部记者 王昱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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