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传媒网通讯(实习记者谌越、潘阳)李红鹰，女，1970年生，中南财经大学金融系毕业，党员。先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报、北京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担任过编缉、记者及编导。1998年10月考入武汉晚报任记者至今，曾创办舆论监督专栏《红缨枪》，现任武汉晚报《寻找》栏目主持人。中国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得主，武汉市优秀青年，武汉市新长征突击手，武汉市十佳新闻工作者，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见到李红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她身着一件小短袄，将长长的头发绑成马尾甩在脑后。她一直在不停地接听热线，桌子上放着未吃完的午餐――一块压缩饼干。看到我们,她微微一笑，眉宇间彰显着一种精干。
作为70年代生人的“龙头”，她极尽体现着那个时期所有成熟女人该有的成熟品质：善良博爱、谦虚踏实、勤奋专注。作为武汉晚报拥有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经历的“铿锵玫瑰”，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社会记录者，和很多名记者的经历相比，自己的可谓“不足挂齿”。
正是这个谦虚干练的女人，在一双双求助的眼神中，在一个个被蒙蔽真相的事件里，在一次次被恶人威胁时，谱写出了充满责任与深情的时代篇章。
“选择新闻，就做一个好的新闻人”
李红鹰从小便怀揣着做记者的梦想：小时候，有位背着大包的记者到家里采访，第二天，她父亲的照片和有关父亲的文章就见了报。熟悉可亲的父亲转瞬间神奇般地跃然报端，李红鹰心中从此对“记者”充满了仰羡与向往。
1998年，李红鹰考入了《武汉晚报》的新闻热线部门。一直以来，“为百姓谋福利”就是《武汉晚报》的办报宗旨，而新闻热线部门更是担负着舆论监督和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职责。也就是说，这是与百姓生活密切打交道的前线。同样出身于百姓之家的李红鹰，深深了解老百姓生活的种种无奈，记得老百姓在一些黑暗势力下那无助的表情。有时，为了将读者反映的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她甚至不惜花上几天时间去四处调查。这样一来，几天才采写一篇稿件的李红鹰，工作量统计上往往会不尽如人意。但是她从不顾忌这些利益所得，她说，“武汉晚报的办报宗旨就是为百姓谋利益，满腔热情地做好群众工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才是我们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
“若是选择做了清洁工，就要做一个好的清洁工；若是选择做了总理，就要做一个好的总理；而我选择了新闻，就要做一个好的新闻人！”于是，李红鹰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只为一个目标，那就是尽自己所能让百姓的烦恼少一点，生活可以好一点。
“面对威胁，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99年《武汉晚报》子报《今日快报》以李红鹰名字的谐音命名开辟了一个舆论监督专栏——《红缨枪》。当李红鹰开始手持“红缨枪”扫视社会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了对手的复杂和自私，遭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扰。
一次李红鹰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人大肆砍伐大面积林地。李红鹰立即赶往现场，却吃惊地发现，这些伐树工人手上居然持有采伐证。早在1998年洪水后，国家对于大面积林地已经严令禁止采伐，那么，那些伐树工人是如何得到这上百亩林地的采伐证的呢？
李红鹰经过调查了解到，这件事涉及到一个价值数千万的房产开发项目，而相关部门却讳莫如深，避口不谈此事。为了打开缺口，她开始悄悄搜集证据：大面积伐树的照片、采伐证原始档案、征地报告原始审批文件……当李红鹰运用各种方法，几经周折，将十几份证据搜集齐全时，事情的端倪显现出来：显然开发商说了谎，他们为了达到开发土地、牟取暴利的目的，竟将市内一块方圆五百亩，密布着林地、苗圃和菜地的肥沃土地，硬说成是“基本荒废”，于是他们的征地申请报告得以批复，而有关部门被假象蒙蔽了。
有了充足的证据，李红鹰心里有了底。而原来一直自称远在北方总部、总是避而不见的开发商老总也坐不住了，他主动要求“约见”她。见面时，开发商老总竟请来一名律师，对李红鹰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见她不为所动，他们竟在电话里用“下脑袋、下胳膊”的恶语对李红鹰进行要挟。但为了坚守原则，也为了那上百亩林地，李红鹰说：“已调查清楚的事儿，就要实事求事地写，反映并引导社会舆论，岂能因为威胁被人随意左右！”
回到办公室，李红鹰态度坚决地写了稿。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刊发了她的报道《呜呼，500亩好地惨矣！》。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相关责任人终于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厉惩罚。
当时的李红鹰三十岁左右，瘦瘦的女子，但她却丝毫没有惧怕。“有什么好怕的！记者就是要坚持弘扬社会正气，不能向邪恶势力低头。新闻工作者要愿意为百姓说话，敢于为百姓说话，善于为百姓说话。面对威胁，我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系列报道，促进医药新起点
从2000年开始，医院的“大处方”现象一直是百姓反映最强烈、意见最集中的社会问题之一。但苦于没有典型案例，各路记者一直无法对“大处方”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报道。
2002年的夏天，市民杨姓先生拿着给小女看病的病历和收费单据愤然来晚报投诉，他说：“武汉市儿童医院收费简直是太离谱！女儿仅仅有点咳嗽，到儿童医院看病，导医竟将我们引至哮喘专科陈教授的诊室，结果一下子花去一千多元。”杨先生到医院收费窗口交费时，窗口的医务人员实在看不过眼，小声提醒他，“你的药开多了”。本来就满腹狐疑的杨先生这才仔细把收费单据细查了一遍，他愕然发现，这位教授医生果然玩了猫腻，她在病历上所开的药名和数量竟与处方上完全不相符。更令杨先生气愤的是，看病的这位教授明明刚给孩子查了血，证明孩子是过敏体质，但为了多开药，竟给孩子开了许多过敏体质慎用的药品。
李红鹰知道，有些医生喜欢开大处方，这一点许多百姓都有亲身经历，但因为隔行如隔山，谁又能拿得出证据追究他们？眼下，看着这张疑点重重的“问题”处方，李红鹰觉得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正好可以借此撕开医院大处方的黑幕。
李红鹰开始琢磨，哪个医生会承认自己开错了药呢？为了防止医生用专用术语来搪塞她，李红鹰赶忙查资料，了解“过敏体质慎用”的知识，决定抓住这个问题为突破点。
市儿童医院是家大医院，采访程序很复杂，不允许记者私自在医院内自行采访。院办里，医院的各级领导先后出面向记者作了一些辩解，都是大事化小、求和了事的态度。但就在这些言辞中，李红鹰听出，连院方也认识到这个医生的处方确实存在问题。为了了解到一手情况，让自己的报道有理有据，李红鹰认为面对面采访当事医生是非常必要的，而医院却一直不让陈教授出面。但李红鹰坚持要采访当事医生，面对她的坚决，院方只好答应。由于李红鹰准备充分，陈教授没有辩驳托词，自己承认了处方确实存在问题。
有了这次与当事医生面对面的采访，李红鹰心里有底了，当晚便赶写出《看个咳嗽要掏1065元》的报道，经过报社各级编审严格把关，第二天终于见诸报端。读者看到这篇孩子看病遭遇“大处方”的报道后，反响空前强烈，报社热线响个不停。众多尝过儿童医院“大处方”之苦的家长们，纷纷怒指儿童医院的“大处方”现象，认为记者写得深刻到位，写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更加戏剧化的一幕是，虽然报道没有直接点出当事医生的全名，但很多读者打进热线都直接问：“这个医生是不是叫陈XX？我们的孩子看病时，也被她开过大处方，家里的药到现在还没吃完。”
当晚，李红鹰便又以从读者电话中得到的活生生的例子，采写了报道《众读者齐声同指陈教授》，恰到好处地佐证了本报日前的报道，说明了“陈医生的大处方”并非偶然或是个例。
随后，一些行业内有医德、有良知的医生看到本报报道后，悄悄给记者打来电话，指点迷津，有的医生还大胆地约见李红鹰，为她提供了另外一些十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原来，医生开“大处方”，让病人多拿药，目的就是为了多拿回扣，而且回扣数目惊人。
第三天，一篇名为《儿科同行怒揭内幕》的稿子又在本报头版显著位置上适时推出。这篇从描写表象到揭示内幕和本质的报道，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报道引来了读者更加强烈的反响，江城百姓一片叫好之声，热线电话真正成为了一刻不停的“热线”。
读者的强烈反响和陈教授存在的问题，在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市儿童医院、市卫生局的高度重视，市卫生局为此召开专题会议，决定组成联合调查专班，进驻儿童医院，对该院今年所有处方进行调查。而儿童医院则做出了解聘陈教授的决定。
由于“大处方”在全国的广泛存在，这组报道亦引起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发了这组报道，人民日报还配发了题为《开处方要实事求事》的评论。
这一系列报道题材重大，反响强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最终在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得一等奖。同时，报道还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晚报好新闻特等奖，参加评选的评委们认为：“《看个咳嗽要掏1065元》充分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李红鹰说：“国家让这篇稿子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就是认识到了求医和开药这个问题上需要进行很大的改变。现如今，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医药分家’的试验，而武汉首当其冲成为了试点之一。”
看到这些成果李红鹰很欣慰，她的报道所带来的反响，推动了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促进了医药新纪元的开端。
黑夜中，《寻找》点燃照明灯
李红鹰从事记者工作以来，与老百姓打交道多年。她像个女强人一样，不断在采访中帮别人解决问题，但是她告诉记者，“作为一个女人，都会有柔弱的一面。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无助。特别是创办《寻找》栏目以后，遇到过各种感人的事，看到他人的无助，常常会忍不住与他们一起嚎啕大哭。”
说起《寻找》专栏，这是《武汉晚报》为李红鹰量身定做的一个亲情栏目，在同行或者读者眼中，这个栏目总有话说传奇的味道。李红鹰需要帮助读者找回曾经的失落，这失落可以是一段回忆，也可以是一位离散的亲人，更可以是一份深藏于心的牵挂。
2002年4月，一位定居加拿大、年逾七旬的华人老太孤身一人乘坐飞机，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找到《寻找》栏目，她叫李永芳，她希望《寻找》能帮她圆了深藏内心52年的心愿。
故事发生在1949年：李永芳女士搀着婆婆，牵着儿子，从河南来武汉寻夫，可寻遍全城也未见丈夫身影，身上的盘缠早已用完，几天几夜没米下锅的李家人在饥饿中不知所措。解放军驻武汉某部李先念部队上的罗华生、李春成这两位年轻战士得知此消息，用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薪金，买来一袋大米，给李永芳一家送去。那袋米让李家在困苦中撑过了20多天，那袋米也从此深深地烙进了李永芳女士的记忆中。50多年来，李永芳始终念念不忘这袋米的恩情，她一定要找到这两位恩人，报答当年送米之恩。
为助李永芳老人圆梦，《寻找》撰文刊发了《当年一袋米寻恩半世纪》的报道。根据读者提供的线索，李红鹰多方联系，终于在当日找到了一位远在四川、条件最贴合的“罗华生”，只可惜他刚刚过世。她当即与罗华生远在重庆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罗老年轻时在汉当兵的照片。当记者将这两条消息告知李永芳老人时，她兴奋得如孩童一般。编辑部电脑前，李老太兴奋地指着罗华生的照片：就是他！一点没错，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恩人……听说罗老已经去逝，李老太不禁黯然神伤。
与此同时，李红鹰与现居汉川的李春成老人联系上了。为了让老人偿愿，报社当即派车，送李老太前去探望当年送米的另一位战士李春成。一路探寻，一行人终在汉川市分水镇罗丰村找到正在看楚戏的李春成老人。阔别50余年，一朝相见，两位老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
做了半个世纪的“寻恩梦”终于得圆，临行前，李老太为了感激李红鹰为她寻恩之事连日奔波，背着李红鹰，悄悄将一叠酬金塞进她放在沙发上的皮包里。回到报社，李红鹰发现了这一沓酬金，当即乘出租车追上老人，将钱退了回去，老人手里拿着钱，半天没说出话来。回到加拿大，老人饱含深情书信一封，她感慨地写道：“没想到，50年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国内记者的敬业精神实在令我佩服，国内记者的清正作风更深深地打动了我，你让一位移居他乡的老华人对故乡多了一份新的怀念……”读着这封信，李红鹰泪流满面，更加体会到了记者的价值所在。
几年来，李红鹰采写的数百篇舆论监督报道为百姓解决了很多实事。同样令她欣慰的是读者们对《寻找》栏目的钟爱，一位老读者在来信中这样形象地写道：“仿佛在黑夜中，《寻找》记者手提一盏照明灯走在最前面，她的后面跟着一群焦急的人们，记者沿途为人们努力寻找着……”
手持“红缨枪”，一切为百姓，李红鹰在记者之路上不断前行，实践着自己的新闻梦和人生价值。（此稿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传播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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