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传媒网通讯（实习记者蔡伟伟、晏文君）张兴旺，1954年生，湖北咸宁人，1973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1974年参加咸宁县委农村工作队，曾任龙潭公社贫下中农协会干事、公社宣传干事；1982年任县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1991年调咸宁地委宣传部任新闻科科长；1993年调湖北日报社驻咸宁记者站任副站长、站长，1999年任湖北日报记者部副主任，现任《农村新报》副总编辑。
2005年采写的组合报道《人生大写在雪域--走近我省援藏高级工程师陈刚毅》（刊载于《湖北日报》2005年10月31日）获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2006年参与采写的系列报道《荣辱观的生活解读》（以下简称“《解读》”）（刊载于《湖北日报》2006年8月15日）获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初次和张总编联系，电话那头热情、和善的口吻增添了我们采访的勇气。然而，作为学生记者来采访一个工作多年的党报记者，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顾虑。
采访张兴旺那天是个休息日，当我们准点来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大厦十六楼时，他已在电梯不远处迎接我们了。见到他的那一刻，那质朴的着装、和善的笑容，立即打消了我们先前的种种顾虑。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与其说是一次访谈，不如说是一次新闻界前辈与后辈的忘年交流、交心。
浓重的“小人物”情结
或许是出身于农民家庭，又务过农、吃过苦的缘故，张兴旺不仅写社会上的大人物、大事件，对社会上的“小人物”比平常记者多了一份深深的关注、关心与关怀。
在他采写“小人物”的《百姓人生》 一书后记中，张兴旺这样写道：“在长期的采访中，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每位小人物好像是一部书，在这部几十、几百个页码的书中，总有那么几页让人感动、让人喝彩。只要你带着真情去寻觅，就肯定有收获。因此，我觉得写小人物，有取之不尽的素材，这些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母亲’。小人物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我想首先是因为他们平平淡淡，朴实无华，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再就是他们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写照。”
带着这样的情感，带着这样的寻觅，十多年来，在张兴旺的笔下有了一批小人物生活的轨迹、鲜活的身影--澡堂里的搓澡工、太平间里的门尸人、殡仪馆里的化妆师、黄泉路上送行人、火化场的火化工、狱医法医狱警、被骚扰的110女接警员……
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小人物，张兴旺不仅带水果副食上门看望、采访、帮助，还运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发挥媒体作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解受困小人物的燃眉之急。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还和他成了好朋友。
当问及为何数十年来能坚持不懈地关注小人物时，张兴旺回答，小人物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许并不是很大，这样的小稿件也许很难得到新闻奖，但关注民生问题，是每一个党报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党报要成为群众感受政府关怀的桥梁；另一方面，关注小人物，也可以提高党报的可读性。小人物的报道价值体现在民生问题上，这是党报记者责任与使命的重要体现。
一般作者出书，都会请名人或领导至少是有点威望的人作序，而张兴旺的《百姓人生》，却请了他采访过的一位平凡、普通的退休公安干警作序。“起初，我也想过请单位领导或名人给我作序，但这是一本专门写平民百姓的书，请平民百姓作序更符合我的一贯风格。”他坦然地说。
好新闻离不开策划
“中国新闻奖”是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很多媒体从业人员一辈子的目标，一辈子的期望。但同时它又是可望不可求、可求不可得的。
“获得中国新闻奖除了要有一定的新闻业务水平外，还有个机遇问题，碰到一个好的选题，这也许就是一次机遇。”张兴旺说：“以前总认为‘中国新闻奖’和热衷于写‘小人物’的自己没有缘分，总遇不到好的选题……”
通过两次获“中国新闻奖”的经历，张兴旺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新闻奖不仅是一个机遇问题，同时还有一个策划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新闻奖’是策划出来的，但‘中国新闻奖’离不开新闻策划。”
“以《解读》系列报道为例，这组报道的成功，策划功不可没。报道中提到的九个人物，都是媒体宣传了多年、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典型人物（起初也是‘小人物’），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报道后，再写出新意就很难。这就离不开策划。”
“新闻策划是对新闻资源的发掘和配置”，张兴旺从三个方面给我们进行了解析。
第一，策划是对新闻资源的再度发掘。《解读》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总编辑的策划，对选题新闻价值的正确判断。在这组报道动笔之前，湖北日报总编辑江作苏、副总编辑蔡华东至少主持召开了两次选题研讨会，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在全党进行关于“八荣八耻”的教育活动，中宣部对此十分重视，在有关宣传战线的会议上，多次提到荣辱观的宣传问题。本报总编辑认为，作为省委机关报，宣传好“荣辱观”，既是责任和义务，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关键是要适时地进行策划，并选取独特的宣传报道角度，在新闻选材的把握上，应该显现出新闻价值的魅力。
第二，策划是将各种新闻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张兴旺参与写作的是关于退休教师郑琦的选题（《湖北日报》2006年8月15日《解读》系列报道之四），而有关郑琦的专著就有两大本，其他的事迹报道也有很多，各种荣誉称号、很多光环都笼罩在他身上。面对这么多的宣传资料，就需进行再开发和再次深入采访，就要对各种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所需要的资料进行资源配置，为我所用。
第三，策划要在新闻的介入方式上创新。如果全省、全国都在宣传一个典型，如何出新就是个大问题，作为策划者，在介入、报道方式上要有所突破，不创新则报道出来的东西与其他媒体大同小异，这样的稿件将会迅速被掩埋。《解读》在介入方式上下了一番功夫，每篇开头都有一个引子，结尾有编辑点评。引子其实是一个小故事，切入面很小，但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引出了人物的背景；点评具有一定的思想性，是对人物的深化和新闻内涵的解释。对于像《解读》这类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报道，介入方式不创新就会大大降低可读性，落入说教式报道的俗套。但是，策划并不是做新闻，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以小见大，把资源充分利用好。
“充电”是记者一生要做的事
“年轻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读大学新闻系，但最终因一场‘文革’错失了这个机会，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在谈到非科班出身又没有上过大学的他是怎样做出今天这样的成绩时，张兴旺如是说：“虽然我在生活积累方面有优势，但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在理论知识方面的学习还不够，这就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充电、不断积累，否则要使文章出新、出彩难度很大。”
他还告诉我们，充电并不是非要到党校或其他学习班学习不可。他基本上每晚都在办公室加班看稿子和其他报纸上的各类信息，以此来借鉴经验。同一个选题不仅要看纸质媒体、同城媒体如何报道，还要看电视上、网络上如何报道。有些电视上的表现手法，现在纸质媒体也在运用，比如强调视觉效果，纸质媒体如何做呢？这就需要有现场感强，要深入其境。这些不借鉴别的媒体、别的手法是做不到的。
此外，跟读者互动、城乡互动，这都是借鉴其他媒体的一些做法。说到这里，张兴旺给我们拿了几份近期的《农村新报》，为我们讲解一个城乡互动的案例。他介绍说，江苏、河南等每年不少的农民工出国打工，而湖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每年出国打工的农民工才两万多。其实农民愿意出去打工，因为可以赚比在国内打工更多的钱，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找中介公司、怎样出去、怎样交费用，出去了风险如何处理等等。因此，这个关于农民如何出国打工的报道会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下一阶段他准备在报上出一个专版《农民外出打工手册》，告诉农民如何走出去，满足农民致富信息的需求。这个系列报道有的是越洋采访，记者和在国外打工的农民工取得电话联系，或者通过互联网采访，这样的介入方式也有所创新。
总之，充电是记者一生要做的事情。科班出身的记者要在生活积累方面充电，非科班出身的记者要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充电，所有的记者要在生活、知识、资料等方面不断积累。
采访自始至终，张副总编轻松地和我们交谈着，还不时地提醒我们“喝茶，喝茶”。在采访的结尾，他一再强调新闻实践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让我们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不要忽视外语知识的学习，以适应各种采访的需要。”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传播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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