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传媒网通讯（实习记者方洁、殷琴、杨林）《楚天都市报》记者胡成有一个他自己并不认可的外号：“获奖大户”。
《英山县"数字造假"系列报道》（与《农民日报》记者合作，刊载于2001年1月8日《农民日报》），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郧西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刊载于2002年12月9日《湖北日报》），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造林"还是"造字"》（与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合作，于2002年12月9日播出），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汉川市政府办公室下达"喝酒任务"》（ 刊载于2006年4月6日《楚天都市报》），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这4篇颇有社会影响的新闻记载了胡成从业路中的成就和艰辛。
胡成1986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原湖北日报社《江汉早报》。刚到新闻媒体写第一篇消息的时候，他笑称自己连"本报讯"3个字都不会写，“倒金字塔”和“五W”更不知道。
从一个"无知"的记者，到4次"中国新闻奖"的获得者，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走近胡成，揭开谜底。
"在大学里，我和许多同学不同的是，我喜欢看经济和法律类的书，建立了基本的经济和法律概念，这对后来的一些报道很有帮助。
——经济、法律与新闻有着怎样的联系？
作为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胡成的新闻知识几乎一片空白，但这并不妨碍他经过磨练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胡成说："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虽然对新闻知识一无所知，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对文字的把握有信心。" 他说，在大学时除了文学艺术类书籍之外，自他还喜欢看经济、法律类的书，尤其是这些经济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基本概念对他以后的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003年，在全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之时，武穴市花桥镇却顶风违法违纪，以"计划生育罚款"等为名，向农民突击罚款140多万元。为了完成任务，村干部甚至不惜把此前的老"超生户"重新挑出来再罚一次，将罚款对象从几户扩大到十几户。
当时，胡成凭着自己掌握的法律常识感觉到，这种做法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于是他让同事到省计生委的政策法规处去了解情况，然而记者回来失望地告诉他：省计生委说这样是可以的，只要是按当时政策没有罚到位的，现在还可以追溯。但是，胡成冷静地判断说："这不可能，如果那样，罚款不成了韭菜，长了又割，割了又长"接着，他们找到了一位行政法学专家，这位专家说，在我国的行政法中有一个基本原则：一事不得再罚。于是，一篇《花桥镇"罚款经济"真邪门》出炉，并获得"湖北新闻奖"一等奖。
正如胡成所说，他的作品大多是舆论监督类，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法制社会中，许多事件都涉及到了经济、法律方面的问题。正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学识，增强了他的新闻发现力、判断力。
“石头标语”早在新闻见报前多年就造好了，经过这个新闻现场的记者何止数十人。
——胡成却别具慧眼，对它迅速做出判断。
2002年10月，胡成乘长途客车去与陕西毗邻的郧西县景阳乡进行采访。坐在摇摇晃晃的中巴车上，长途跋涉的胡成昏昏欲睡。从车窗望去，他猛然发现对面的山上，赫然出现巨大的一行字：“封禁治理”。
"这是什么东西啊？"胡成好奇地问身边的农民。
"这是我们抠的标语，搬石头上去做的，关于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的。"旁边的老农说。
"那耗费的人力物力多吗？
"多，太多了。
简单的问答后，胡成瞬间判断出这是一个重大新闻，并对同行的同事激动地说："这可是一条大活鱼。
看到这条"活鱼"后，胡成在内心思考与挣扎着：郧西县是全省生态最恶劣的地方，植被稀少，以荒山出名。但是该地的政府却没有想怎样去恢复生态，改变贫困的面貌，而是考虑这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是中国官场典型的形式主义。
在之后的3天里，胡成租了一辆小货车，翻山越岭，深入采访。当地乡镇干部发现后进行追踪，胡成迫不得已将小货车开到干枯的河沟里躲藏。后来，县委里的干部也对他来到郧西产生警惕，跟踪他说要"请客吃饭"……胡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甩掉"。经过深入的采访与调查，胡成一气呵成写出一篇发人深省的报道《郧西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在随后举行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在会上拿着报纸，念了其中的文章段落，并愤慨地说：“这就是形式主义，这就是政绩工程，这就是浮躁作风，这就是劳民伤财”。
郧西县领导意识到自己的重大错误后，很想抹掉这些"污点"，可是，那同样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至今，“石头标语”作为中国当代官场形式主义的典型符号仍然刺目地悬在半山腰上，醒示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求真务实，以民为本。
在经验积淀、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快速对新闻线索进行判断，是胡成做新闻的重要法宝。初见"石头标语"时的灵光一闪见证了一个记者勇气和智慧，因为这十余条巨大的“石头标语”是四五年前就已成为事实的，从它们脚上路过的记者何止数十人，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忽视了头上“两个半篮球场大”（最大的一个字）、“长达5公里”（最长的一幅标语）的巨大新闻。胡成说，他能在多年后捡到这么一个“大漏”，颇为得意。
"有些线索是拍脑袋而成的。"线索枯竭期间，胡成仍然有办法。
——他怎么就能想到线索，写出佳作呢？
3年前，胡成从《湖北日报》群工部进入该集团的《楚天都市报》读者部。读者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线索，并迅速传递给机动部等部门。虽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胡成为了不影响部门之间的关系，他从不从读者部的热线库中寻找线索。
处于线索枯竭之时，胡成也抓耳挠腮，甚至以"拍脑袋"的方式思考选题：清明节即将到来，可以采访见义勇为牺牲者的家属及其受益者"感恩" 的温情报道。
当时，有同事对这个采访提出异议：如果他们不思感恩，人情冷漠，这样负面的新闻怎么报道呢？胡成却桌子一拍：如果真是那样，那才叫"震撼"！
当胡成到武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采访时，工作人员却说："你会失望的，这个社会人情冷漠啊"。
胡成随机抽选了5起见义勇为事件中的牺牲者家属及其受益人。采访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这些牺牲者都在身后获得了各种荣誉，其家属也受到政府的许多优待，但其中有4起事件中的受益人却表现得迟钝、冷漠甚至是冷酷。
《涌泉之恩 何以相报》的调查报道出台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门都下文，要求组织有关感恩题材的报道，要在全社会弘扬传统的感恩精神。胡成总结道："'拍脑袋'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基本认识、判断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不是无源之不、无本之木"。
胡成喜欢一个笑话。警察审问一个小偷："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小偷辩解道："拣了一根绳子"。"绳子那头是什么？""“是一头牛。
——有人牵出的是一根绳子，而他却能发现一头牛。
胡成说，一个优秀的记者最初看到的也许是一条绳子，顺着绳子摸索，可能牵出一头牛。
2003年8月，胡成去做一个神农架保护区内有人乱开矿的报道，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现象：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为高山湿地，具有很强的生态意义，居然有人把水放干，招商引资种蔬菜，对湿地产生极大的破坏。他们还了解到，神农架林区的一位主要领导是从长阳县过来的，长阳县火烧坪的“高山蔬菜”在全国是很有名，是湖北省“高山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面红旗，正是这个领导将“火烧坪模式”引进到神农架的。
胡成决定将神农架的大九湖和长阳的火烧坪结合起来进行调查，并对“火烧坪经济模式”提出全面的质疑。同时，他还为自己及时"充电"，借了六七本关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
做了很多技术性的积累后，他再次来到大九湖和火烧坪进行采访。尤其是在火烧坪，他采取了"巧妙"的正面采访方式与当地官员进行交流。"你们怎么开发荒山脱贫致富的？怎么冲破当时的法律政策的束缚？
提起当年"改造山河"的壮举，被采访的官员兴奋得直搓手："当时县林业局开着警车，用高音喇叭宣传《森林法》……但是当时领导批评了他们一通，说他们思想不解放……于是，我们就放开手脚开发高山，砍伐树木……
《“火烧坪模式”--充满忧患的发展之路》的报道出来后，影响很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进行批示：“我认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急功近利"式的“火烧坪模式”基本上得到遏制，暗合了此后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做报道不要就事论事，而要具有思辨性的东西，要看到事件背后所隐含的实质。常常变换一个角度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景观。
——同样的事件，他却表现出更多的深度。
胡成说自己在业务上的转折点是在《“当代愚公”能否卖水？》一文上，这是近10年前的事情。
陈运国，是丹江口市均县镇怀沟村的村民。这个村子十年九旱，陈运国决心穿山引水。他率领妻子和哑巴哥哥苦战120天，终于成功穿山。水是引过来了，但还需要蓄水池把水储存起来，而这个贫困山民却拿不出这修水池的五六万元。
当时，这件事已经被多次报道过，却有一位执着的通讯员连续4次寄来关于此事的稿子。胡成觉得这事既然报道过了，就不必再去"炒冷饭"，所以他也没在意。一次，他到荆门采访时，便顺便来到丹江口。
这一看却让胡成发现了一个漏洞，"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连大山都打穿了，在商品社会为什么陈运国会没钱来修水池？他完全可以想办法呀，比如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乡邻借贷，号召乡民掺股。修好水池，再把水卖出去，既可以解决千百年来的干旱问题，同时还可以让自己发家致富。
胡成约了镇上一位水利工程师胡天生一同前往。当胡成把卖水的想法同胡工交流后，胡工完全赞同："现在是商品社会，水利部也在强调水的商品化"。然而当他们把这个建议告诉了陈运国，却遭到了拒绝："半年前我在党旗下举过拳头，宣过誓言，我怎么能占别人的'便宜'呢？"陈运国不同意，胡成就去找村镇干部。但同样的，他们也认为“天上下雨地上流”，如果卖水，那不是让雷锋精神贬值了吗？
胡成颇为震惊，原来大山里的农民、乡村干部的思想都是如此的封闭。
胡成回省城后去了省水利厅、组织部，他们明确告诉他，水的商品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共产党员不是苦行僧，要带头致富，勤劳致富。
一篇《"当代愚公"能否卖水》发表后，丹江口市委书记亲自上山去动员，终于，陈运国"卖水"成功了。
"作为一个记者，很重要的就是开拓思路。千百年来，这样的愚公很多，建桥修路的愚公、打井挖塘的愚公、绿化荒山的愚公…… 这是个永恒而陈旧的主题，当然值得我们永远写下去，但如果只是简单的重复，味道就少了些。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角度，表现一个大山里的农民、干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困惑，这就有了思想深度，有了现实意义。"胡成说，一个优秀的记者，不仅要“胯子勤”，更要脑子勤。
除了公开见报的新闻稿，胡成有许多的稿件以内参的形式来发，他说："千万不要忽视内参的力量，很重要。"胡成所写的关于三农问题、三峡移民等社会问题的内参，还受到当时的朱镕基、温家宝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胡成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但他却说：“有时获奖并不意味着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获奖观”呢？
近年来,胡成的口袋中的确收获了不少中国新闻奖，这除了运气之外，必定还有些什么。
他说，他采访也会遇到许多困难，怎么战胜自己,这需要勇气和技巧。2007年新近获奖的报道是《汉川市政府办公室下达"喝酒任务"》，在他之前已经有两家媒体尝试去调查，但在采访方法上出现了问题而告失败。胡成汲取他们的教训，用他的话说是“略施小计”便取得一手材料。2005年，他在巴东县发现了建国以来我省最大的种植鸦片案，他去巴东高山采访之时，踏着泥泞的山路攀登,半路中他累得抽筋，他感叹说：“老了，不服不行啊”。
虽然感叹“廉颇老矣”，胡成却说自己还有创造的激情，而这种激情来自于他的责任感。“夸张一点说，我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低一点说我是良心未泯，客观地说我是有责任感。”胡成说："我不敢自称有使命感，我不想对不起这3个字，但我身边确有这种记者，那是一种敢于担当道义、为民请命的使命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让我汗颜。”
胡成很低调：“其实我做的都是尽自己的本分，同一个弹棉花的不做黑心棉、一个养猪的不用瘦肉精、做餐馆的不用地沟油是一样的，应该说是一种最基本的职业操守，过高的估价都是不真实的。”
或许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得胡成有了朴实的文风。“新闻报道就是要实事就是，我的文章里每一个字都有落脚点。”他所开办的栏目《胡成调查》，也一直秉承这样一句话：“直面问题，揭示真相。”
关于4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胡成显得很淡然，他甚至笑称关于“汉川市政府下达喝酒任务”的报道是“撞大运”，是“捡”来的。“第一次获奖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想借此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慢慢的我越来越淡然了，市场不相信获奖，新闻是否优秀，关键在于对于社会的文明进步是否有推动力。”
他说：“获奖并不意味着什么,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许多优秀记者采写的能让历史记取的新闻没能获奖；二是许多获奖的新闻没人记得它们曾经发表过。所以，简单地用获奖来权衡新闻是否优秀是没有太多的说服力的。目前的中国新闻奖类似于20年前的科技类奖项，也许就是一个展品，也许仅对于评职称有用，不一定经受过市场的检验，不一定会产生生产力。事实上，诸如《南方都市报》这些受人尊敬的媒体，并不看重中国新闻奖，他们更看重的是‘南都年度新闻大奖’，后者能更多地体现他们独有的价值观。”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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