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在著名书法家王乃壮府上，蒙老先生青眼相加主动提出要给我写幅字，让我说写什么内容，我说那就写一副对联吧。“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写过的名联，新闻史上都要记一笔的。原作在首都博物馆，我去参观时还拍了照片贴在我的博客上。八十高龄的王老用他特有的左笔反书，当场创作了这副对联，长枪大戟、骨力开张，精彩得很，虽然我是无功受禄颇感愧疚，但是，得此墨宝毕竟非常高兴。我之所以想到这副对联，也是因为近来同行中的一些人与事颇为令人感慨。对联的两句话，指的就是新闻出版工作，在20世纪初，办报办刊搞出版大都是以这样的精神追求相期许，直到90年代，仍然在业内极有影响。不过，这几年由于新闻传播业的急剧变化与发展，价值观与职业精神开始遇到来自市场、来自网络、来自社会的巨大影响，理想主义渐渐让位于“务实”精神———务实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有些行为却使“务实”的本意发生了畸变。
采编量化标准大行其市
文化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质远远胜于量，所谓“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对于新闻出版业来说，无论古今中外，追求品质都是最高目标。而在现实市场中，对品质的追求已经让位于对数量的追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一切。这就是所谓的“务实”。
发行与广告关系到报刊的经济命脉，因此，在这两个系统，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就要量化。然而，当量化延伸到采编工作中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的新闻出版单位，都制定了工作人员特别是采编人员的量化管理体系，用打分等方法，搞所谓激励机制。这种模式导致了从业人员只求数量无暇顾及品质。当然，不是说稿件都会粗制滥造，而是不再有动力为了一篇或一部极有分量的力作不惜人力物力投入。新闻出版工作最主要的使命是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却难以量化。十年磨一剑的精心打造，一旦面世有时能对国家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促进。回顾上个世纪70年代《光明日报》那篇《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足以说明问题。按照现今的量化管理模式，类似的重磅炮弹就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无论是编辑还是作者，若是考虑经济回报，谁肯费那个功夫去磨一篇很可能发表不出来的长文？工资与奖金谁给发?
毕业生求职：“务实”至上
今年的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就业环境不容乐观。总体来说，毕业生的选择是先体制内、后体制外，体制内一定要级别尽可能高，而体制外则一定经济效益尽可能好，至于专业环境或事业发展空间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以往毕业生崇尚的单位品牌或形象，已经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参考因素，甚至风气或口碑也无所谓：有的单位风气烂到无以复加，可是仍不乏名校毕业生削尖了脑袋往里钻。
新闻出版单位一般而言，接收毕业生有户口、有级别、稳定、有保障，事实上这与就业市场中机关公务员的走俏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不少毕业生挤破脑袋要进体制内新闻单位，所求的更多的只是一个铁饭碗！这对于新闻事业的特殊使命与传统价值观来说，不啻是莫大讽刺。理想主义离年轻一代越来越遥远，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传说或梦想。
不能责怪年轻一代如此“务实”或过于重视实惠，而是现实压力太大，同时，不“务实”的前辈往往不得志不如意，情况就像北岛那首名诗说的一样。加上现在的毕业生已经整体进入独生子女一代，竞争能力弱、风险意识强，不能不“务实”。
流风所及，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的理想主义者反而是四五十岁的老记老编，而刚分来的却一个个满腹世故，未老先衰，过去那种新来一批大学生便带来一股新的活力的场面难得重现。
业务精英改行的越来越多
当新闻出版业不再有理想主义的光环笼罩，当收入等物质指标成为最高追求目标时，明智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在经济指标方面，新闻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并不具有优势，甚至是相对很弱势。另外一方面，在权力的舞台上，党政官员也比新闻出版单位更当行本色。可以说，如今的新闻出版单位对从业人员的维系能力已经很差，很多人都处在观望或等待机会状态，如果是没有新闻出版理想的话，何必一定吃这碗又累又伤脑筋的饭？
因此，近一时期，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改而从政或经商，成为不可忽视的潮流，这其实是对新闻出版工作的一种态度或评价。《中国新闻出版报》曾约我开设“报业书话”、“与老总对话”等有一定影响专栏的一位编辑，就去了航空业，从事的是金融经营管理业务而不是宣传公关。对于一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报纸编辑来说，这一抉择当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出版炙手可热，很多人改行进入新闻出版业，驱动力量无非就是“光荣与梦想”。而近几年，由其他行业改行进入新闻业，已经很少听说。就我所知，类似曾子墨那种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转入凤凰卫视作主持人的，在中国大陆一例也无。
道义担当需要勇气
有人把新闻出版行业比喻成高风险行业，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夸张。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从事新闻出版业都需要道义责任感与使命感，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代，新闻出版业就更容易有失误或差错———不断变化的政策法律可以形象地比喻成错综复杂的高压线与陷阱，用华君武的著名漫画来形容：“永不走路，才会永远不犯错误”。新闻出版业出于对公众负责，不能只顾回避责任，否则便是尸位素餐。
业内如今不乏胆小怕事、但求平安的同行。过于务实的态度导致在工作中瞻前顾后、推诿责任，不敢也不肯冒“险”……也就是说，对没有明确的来自上级的指令或意见的、需要独立判断并做出反应的事情，被视为“风险”，能推则推。当来自第一线的鲜活的东西因为可能惹“麻烦”而被拒之门外后，剩下的就是陈糠烂谷子，总之，没什么错误或不好的，但也绝对谈不上好。
在社会分工中，新闻出版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首要职责的，或者说，公益原则应当是至高无上的，自私的懦夫在新闻出版业混饭吃，这样的“务实”是严重的渎职。
职业荣誉与学术交流机会行政化
“务实”过甚，就必然把专业世俗化。新闻出版业离开了理想主义追求，就有沦为名利场之虞。在事业性质的单位里，行政职务与专业水平本来是两条线，可以是由专业水平高的人担任行政职务。在新闻出版单位，行政领导与名编辑、名记者的关系，很像大学里的校长与名教授，以大学为例，如名教授可以兼任校长，但决不可以仅仅是行政官员的校长包揽名教授的专业荣誉与资格。
在官本位的侵蚀下，中国的大学与新闻单位一样开始把职业荣誉扭曲成行政待遇。并不夸张地说，诺贝尔奖不是按照中国国情来评选的，否则，中国的获奖者一定不是院士或教授，而是院长或校长！而据我所知，至今为止诺贝尔奖除了后来特别设立的和平奖以外，从没有获奖者是机构的行政领导。
有心人分析一番近些年新闻出版界的专业荣誉，会有耐人寻味的发现：本来是业务评比性质的专业荣誉，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成了行政待遇，因为获得者大都是所在单位领导。在世界性新闻出版大奖中，如普利策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种现象也渗透到了国际活动中，在境外兴办的世界新闻出版学术会议或展览，中国代表团几乎都是观光团，难得有值得外国同行一听的报告或讲座，甚至难以与外国代表交流沟通，看看身份介绍却都是新闻出版单位的负责人。■
作者：曹鹏博士现任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河北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作者长期致力于媒介经济与市场研究，欢迎同行联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