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
说到新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自己就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产物，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的，后来在英国留学，对英国的新闻教育也有感受，在人民日报工作很多年以后，我来到中国传媒大学从事新闻教育。
凭借这么一点资历，我恐怕不能像杨振宁先生那样豪放地判断，中国的本科教育是否比美国好，是否对国家的贡献比美国大。我所能做的就是根据我的亲身感受和直觉，还有目力能及的理性判断，来分析一下中国新闻教育的变化和问题。
我上大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中国大陆只有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在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开办了新闻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经过文革后，刚刚恢复高考，社会上的人才青黄不接，所以，当时的大学生心气很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天下很快就是我们接班了。
那时候，我也不能算是孤陋寡闻的学生，但是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闻系的概念，当时我的家长也只是坚信上大学好，可是具体上什么专业，他们也搞不清楚。引导我上新闻系的是我妈的一个好朋友，他以前就是人民大学毕业的，他讲起新闻系来是绘声绘色，有点神秘感，令人向往。而身边的一位阿姨就开始反对了，她说新闻系危险性大，记者和政治靠得太近。
从大学毕业后，我到人民日报工作，我记得，一直到80年代末，仍然有人问我，学新闻危险吗？人民日报危险吗？有意思的是，90年代以后，好像就没有人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我如今在大学参加招生时，学生和家长问的最多的是：学新闻以后收入高不高？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结果吗？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新闻系和中文系的课程非常类似，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新闻系追求真实，中文系崇尚虚构。那个时代是文学青年辈出的时代，厂长都想写小说，我也喜欢过朦胧诗，但是，新闻教育让我反感一切不真实的东西，包括我心爱的小说，这就是真实的力量。我甚至认为，文革后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成绩某种程度上是和推崇真实分不开的，因为文革把新闻媒介变成了说谎的工具。
大学实习对我的新闻梦想是一种打击。大三时，我们到辽宁日报实习。当时，新闻照片仍然在摆拍，报告文学大行其道，媒体的人习惯于跟我们说，你们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在这里是不灵的。而我们也深切感受到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培养什么样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一个资深记者有一次问我，为什么大学培养的记者没有统一的标准？到了台里，还需要这些资深记者们重新挑选一遍。我理解她的意思，她实际上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统一的记者标准？如果应该有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制定？或者，换句话说，是学校还是媒体应该来承担这种责任？
无独有偶，武汉长江日报的领导者潘堂林也似乎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在我们私下里聊天时，他抱怨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到报社工作后缺乏发现新闻的能力，他称之为新闻发现力，他奇怪大学新闻系为什么不开设这样的课程，为此，他甚至大声疾呼要建立新闻发现学，并且就此问题写了文章和书。在我看来，他所谓的新闻发现力，其实就是记者抓捕新闻第一落点的能力，如今，许多记者已经被新闻发布会的标准稿喂饱了，这种风气对新入行的年轻记者影响最坏。
这两件事给我印象颇深，让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大学新闻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记者？或者说，我们能够培养什么样的记者？
首先，大学新闻教育应该培养记者，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近些年，这种观念好像发生了某种动摇。一方面，是记者的就业市场出现了某种饱和。比起我上大学的时代，现在中国的记者数量起码增长了5倍。如今，没有见过记者的中国人是越来越少了，过去，记者是精英职业，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和国际接轨了，记者从神秘的圣坛走下来了。尽管如此，和国外同行比起来，中国记者的收入仍然是比较高的。这种比较，是基于记者行业和本国社会其他行业的收入对比。不仅如此，中国记者的政治地位还是一个不可比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难怪中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新闻院系。和80年代初比起来，现在中国的新闻院系增加了至少100倍。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对新闻教育来说，似乎应该是一个好事，因为说明社会重视新闻教育了，新闻系多了，就会有竞争，优胜劣汰。但是，反过来说，新闻系太多了，就业就成了问题，况且现在的媒体选择记者并非只愿意挑新闻系的，事实上，就连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就业方面都受到了某种抵触。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除去少数不卖力办新闻系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西方国家的新闻教育也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就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第一要义，目前的中国也开始体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大学里挂新闻系牌子的比过去少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传播这样的大名字，公共关系也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新闻系的课程，这些都说明学校在力图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不是只盯着媒体。
但是，新闻教育现在应该教什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记者？这就成了一个有点争论的问题。这就回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在业界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论调，新闻界目前最缺的不是记者，而是懂媒介经营的管理人才。与之相对的是另外一种校园观点，就是新闻教育应该培养会写的记者，具体到电视新闻专业，就是培养会拍的记者，目前一些新闻院系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实践课。
这两种观点听上去都有一定道理，媒介经营是目前新闻界的一个弱项，但是新闻媒体毕竟不是普通的企业，所以，新闻教育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培养记者方面。而写作能力是现在大学里几乎所有专业的一个弱项，新闻报道本身是内容为王，而不是唯美主义的形式至上，所以，就算把新闻报道写成一朵花，结果仍然可能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的观点是，新闻教育应该培养的是能够发现新闻并且坚持把它们写出来的记者。让我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我一直认为在大学新闻系开设新闻发现学这样的课程没有什么必要，不仅仅因为新闻发现学这样的概念在学术上站不住脚，更加重要的是，在大学教育和媒体实践中间，可能还存在一个我们未知的环节，就如同在宏观和微观之间还有中观。大学新闻教育不是单独制定记者行业标准的地方，理论和实践需要某种磨合，而不一定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容易完美结合。
如今，我们在大学新闻系的招生宣传中更容易听到的是，他们培养了多少媒体的领导人，分别担任什么职务。一些大学的新闻教育更是把未来人才的培养划分为高端和低端，记者无形中成了低端人才，而管理记者的人就成了高端人才。这又是行政至上的观念。难怪现在许多学校的校庆都成了领导排座次。
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无论在新闻教育，还是新闻实践，记者都是主体。历史会记住的不是他们的职位，而是他们的出色报道。
新闻教育的地位
最近一些年，新闻教育受到了政府特别的重视，一些退役的高官纷纷担任了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领导，相信他们一定会给他们所在的新闻学院带来难得的社会联系。同时，他们的加盟也让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目前我们的新闻教育在社会中处于一种什么地位？或者，换句话说，如何提高新闻教育的社会地位？
目前，中国的新闻院系虽然非常多，但是这并不直接等同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社会地位高。在大学内部，新闻教育虽然像是一种显学，仍然可以听到新闻无学的论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学科的排挤。在大学外部，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新闻评奖中大学的声音在减弱，即便是这种微弱的声音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转变成了缓和评奖单位矛盾的调和剂。
可不可以考虑在我们的大学里设立新闻奖项？美国的普利策奖是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虽然我们和美国的情况不同，但是，这种思路值得研究。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有天然的客观公正优势，更重要的是，大学也应该成为社会的一种思想资源。
大学的新闻教育在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众多的新闻院系理所应当成为社会媒介素养运动的主力军。问题是我们不能让媒介素养教育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视野里，也不能只是局限于让中小学生参观媒体，而应当让它走向大众。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经验。
另外，大学新闻院系是否应该办报刊和广播电视？《市场报》创办时的主力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一些研究生。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关注。比起我上大学的时候，目前国内大学新闻学院学生的实习显得越来越困难，媒体并不欢迎学生实习，对实习的管理也存在问题，实习成了就业的跳板，学生不得不到处找关系，如同游击队一样零散出击。如果大学的校报或者电台电视台能够更正规一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生的实习问题。更重要的是，学校的报刊和广播电视如果可以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那么将会使大学的新闻教育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学生有了阵地，教师的指导也能够有的放矢。
虽然中国社会非常讲政治，虽然我们都知道新闻离政治是最近的，甚至可以说新闻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是奇怪的是，目前国内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除了参加大学共同的政治思想教育课以外，居然很少开设和政治相关的课程。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很多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对“超级女声”倒是颇为热衷，政治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中学时事政治课的延续，只要有及格分数就可以了。在这种背景下，新闻学有可能就变成了一种职业技术的学习。在学界，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对国情的把握要更好一些，这当然和人大的校园气氛有关，所以，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在毕业时往往容易得到媒体的青睐。当然，这也导致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人大的学生会当官。其实大学新闻教育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某种现实的折射，比如，目前在我们的媒体中，缺少政治记者和政治节目，许多人对政治记者的称呼非常敏感，他们更习惯于传统的叫法，就是时政记者。在今天，当我们强调政治文明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新闻学院当然应该开设和政治密切相关的课程。
当今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也许并不能够全部找到记者的工作，这无疑是一个令全球头痛的就业问题，但是，我们恐怕并不能够因为这样的推论，就削弱我们的新闻教育，虽然说大学是通才教育，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在新闻学院里培养商人，因为培养记者的教育本身就是社会媒介素养教育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维护社会核心价值的有效方式。（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来源：人民网——《青年记者》
